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货币是金融的根基。回望过去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2012年的51.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14.4万亿元，这背后离不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尤其是金融宏观调控精准有力的支持。2012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0.8%，与名义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情况时所言，“这十年，我们稳健实施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综合研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的双重功能，前瞻性地加强跨周期的调节，有效应对世纪疫情等内外部的冲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力地促进稳增长、稳物价、稳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坚持管住货币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十年来，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不断丰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更加完善。肩负调节货币“总闸门”的责任和使命，人民银行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大胆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和精度，将金融资源引流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除了总量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持续发力是近年来金融宏观调控的一大亮点。为了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小微企业，人民银行构建“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新框架，2018年以来，先后多次全面降准或定向降准，引导金融机构将释放资金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小微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人民银行推出了两项直达工具。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截至今年4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是2012年末的3.35倍。除此之外，人民银行还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兼具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双重功能，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发挥了“精准滴灌”、定向调控的作用。
十年来，利率的市场化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逐步健全，以改革方式提升宏观调控的有效性。2015年10月，人民银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我国利率管制基本放开，此后利率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2019年8月，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
贷款定价锚由此前的贷款基准利率转变为LPR，而LPR直接挂钩人民银行政策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改革后，一方面，人民银行通过定期开展MLF操作引导LPR运行，进而影响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路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主性提高，贷款市场竞争性增强，一些银行主动下沉客户群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LPR改革以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增强，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从2019年7月的5.32%降至2022年1月的4.5%，累计降幅达0.82个百分点，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十年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持续健全，有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既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社会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共识。不同于货币政策以CPI为锚，宏观审慎政策侧重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顺周期波动和跨机构、跨部门、跨市场、跨境传染，这是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宏观审慎政策就是对他们进行“对症下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人民银行结合我国国情率先开展宏观审慎政策实践，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在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底，人民银行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治理机制，推动形成统筹协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十年来，宏观杠杆率保持总体稳定，体现出我国不搞“大水漫灌”的定力。从纵向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到2021年末是272.5%，比2016年末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五年年均上升约4.8个百分点；从横向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各国普遍采取了超宽松的刺激政策来应对衰退，引起了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2021年末，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全部报告国家的杠杆率平均水平是264.4%，比2019年末高18.3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这一数据是16.5个百分点。这彰显出我国坚持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不超发货币、不透支未来的政策取向。
总的来看，过去十年，金融宏观调控有力、有度、有效，支持实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为币值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当前，疫情冲击仍未消散，经济发展仍面临复杂局面和挑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和精准施策，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