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卫思谕)6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于线上举行。

　　我国经济拐点到来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指出，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看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扰动经济修复节奏，国内“三重压力”对经济造成持续影响。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国仍然有足够强的韧性、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看来，要把握好以下三点：首先，坚持以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其次，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要抓住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这两大产业升级机遇。最后，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一方面要统筹各方的力量，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2年中期)(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本轮经济下滑的性质，可以概括为预期内的“三重压力”和“两大超预期冲击”。对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央提前布局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取得了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开局的回暖。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使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新旧两方面因素叠加不仅导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纷纷突破底线，而且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变化，一、二季度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但随着近期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核心经济参数的拐点纷纷到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将充分显现。第一，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区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第二，宏观政策刺激效果显化，助推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第三，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缓和。第四，“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实施和落地提供了新的基础性力量。第五，低基数效应将助推下半年实现较高同比增速。

　　然而，虽然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明显，但与2020年相比，我国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政策空间都发生了相对不利的变化。第一，微观基础不同，在持续的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下，企业和家庭部门比2020年更加脆弱。第二，市场预期不同，疫情反复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类市场主体信心比2020年下降。第三，运行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循环周转速度比2020年下降。第四，外部环境不同，需求比2020年下降而成本冲击上升。第五，政策空间不同，财政、货币、就业政策空间比2020年收窄。

　　把握复苏窗口期

　　《报告》认为，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复苏的支撑因素以及未来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复苏的进程将比2020年更加脆弱，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财政政策要做好应有担当。上半年前五个月我国财政政策在积极调整，概括为增支减收。而通过对政策进行评估，可以得出其具体的效果并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强调行动的勇气。货币政策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性，但通胀、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因素往往制约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及时性。总结起来，面对空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上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及时、靠前发力，但力度不足、效率下降。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举措，政策效果也必将会有更充分的体现。此外为保证全年经济目标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经济回到健康运行区间，中国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

　　最后，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以及对当前政策效果、未来政策空间的分析，《报告》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十大建议：第一，科学规划下半年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的影响，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第二，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第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第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后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第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扩张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第六，制定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推动贷款利率下行。第七，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今明两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第八，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调节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第九，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第十，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

　　解决长期结构性矛盾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对于这种情况，跨国公司多采取“产地销”和“销地产”的生产经营方式，以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黄奇帆认为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对于中国，黄奇帆认为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展望未来，我国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就过去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要促进经济持续性发展，要解决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发展中，房地产、地方政府、金融的三角循环拉动了增长，但随着房价上涨动力的减弱，已呈现疲惫态势。并且需求、供给、分配方面的结构性变化都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展望未来，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的内生特点没有变。从短期看，疫情近期有所缓解，随着防控措施更精准，改善预期的一些政策措施正在落实，经济发展将重回正轨。从长期看，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基础设施、强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还有充分的政策空间，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百年奋斗的智慧经验，所以从长期看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首先指出，我国经济已有明显改善，但依然面临挑战。就经济发展而言，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快速重启阶段。随着疫情冲击的消退，稳增长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经济回升态势基本形成。但当前我国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统筹疫情防控与稳定经济增长存在外部环境制约、需求不足、经济恢复动力变化、市场信心和预期尚未恢复、重点群体失业率上升等多项挑战。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最重要的是抓住现在的时间窗口，把国务院部署的稳经济一揽子措施落实到位，努力实现二季度增速转正，经济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而对于市场预期问题，王一鸣认为稳定预期需要找到一个切口，除了做好短期逆周期调节，还需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从中长期角度分析了“全球滞胀中中国崛起的新机遇”。当前全球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的局面，这也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它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重大扭曲、发生重大资源错配所带来的一轮新危机的出现。如果从世界经济的长波理论看，五十年一遇的长波低谷重新开始。而与此同时，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首先是中国经济目前对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造成的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同时一些制造品价格的上扬也拉动了我国出口价格的上升，使大量的规模性制造供给能力得到释放。并且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

　　最后，滞胀也将对美国进行供应链布局、进行对冲中国扩张的布局产生严重的成本阻碍。因此对于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有一个重新审视：第一，对中国产能过剩有重新的审视，在新一轮滞胀中，要关注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第二，不必过度刺激欧美，我们可能需要以静制动。第三，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第四，企业成本控制政策要出台，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第五，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第六，吸取苏联在七十年代世界长波低谷下没有抓住时代所给予的契机的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毛振华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多方面冲击，其中预期转弱、信心不足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一点具体体现在经济增速预期下台阶、居民消费意愿下降、长期投资意愿下降以及房地产下行预期进一步确立，而解决投资预期下降、企业家信心下降这一问题尤为关键。具体看来，投资预期和企业家信心下降源于多个方面，具体包括需求不足、成本上升、经营环境、社会思潮影响以及政府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发力：第一，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调整干部任期过短的问题。第二，要把GDP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不能放弃。第三，抓好营商环境，尤其是改善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提升企业家预期。第四，要在政策方面、指导思想方面给予企业家良好的长期预期。